中国武力统一的风险是可控的

一旦中国与美国在东亚发生军事冲突，核战争选项不能被完全排除。中国必须承担起“事先剔除核选项”的责任。一旦确定地剔除了核战争选项，中国在东亚的军事行动的失败概率相当低，尤其是中国采用“防守型进攻策略”时，美国联盟几乎没有获胜可能。

美国当前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截流美国税源。这造成“帝国的可靠税收”不能覆盖“帝国运转的必需成本”。这造成美国和欧洲普遍性地敌视中国，期待彻底地击败中国。然而使用对抗方案从国家层面彻底击败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预期。中国长期执行“摧毁性方案”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权力集团不分享给中国适当的经济定价权与经济裁判权。与中国合作建设新的帝国秩序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这一方案的阻力主要来自情感性的社会阻力。它的支持因素在于数据性的理性因素。

叶其泉认为中国统一的风险不在于美国，日本，韩国组成的亚洲联盟。欧洲才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最大变量。同时，是否参与亚洲的战争也严重地影响着欧洲的前景。

一场战争已经事实上将俄罗斯划分进入“新兴的政治力量集团”。一条将俄罗斯从欧洲的发展进程中隔离出去的“政治隔离带”已经事实上地建立。欧洲建立这条隔离带不仅出于削弱俄罗斯的现实目标，而且期待这条隔离带能带来更多的历史收益。将这条隔离带移动到最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家长期利益的地理位置上，将是俄罗斯的长期的国家追求目标。这一目标可能需要 100 年来实现，也可能被加速实现。俄罗斯与中国存在长期的历史复杂性，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文化特征的巨大差异性。这些因素使这两个国家相互警惕相互掣肘并支付相应的现实成本和历史成本。但是这两个国家在下一个 100 年里的发展重心和扩张目标不会发生重大冲突，这是这两个国家能深入合作的历史窗口。促使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些背景，将是提升他们的合作水平，降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成本，加速“新兴政治力量集团”成长的基础。这是一件困难的但是有巨大价值的工作。在确保俄罗斯在有利位置上建立了国家安全边境后，寻求与欧洲的全面和解也是符合俄罗斯长期国家利益的方案。另外，尽管发生概率非常低微，但是美国寻求与俄罗斯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也存在理论性的可能性。相对与中国的合作，俄罗斯与欧洲与美国的合作方案更契合俄罗斯人的文化潮流，哲学逻辑，身份政治，和交流习惯。

诸多消息确认美国与中国首脑将于2026年的5月中旬举行会晤。这是美国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的胜利。美国并没有投入过多的政治资源，仅仅基于一次首脑会晤的安排，便赢得了4年左右的战略休战期。由于这一次首脑会晤的政治环境准备，以及其后的政治效应，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至少被推迟到2029年甚至更往后。这至少为美国赢得了4年的关键性的恢复期。美国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恢复甚至加强美国的总体战争能力与总体国家竞争力。而中国则因此陷入战略被动。不排除中国可能永远失去成长为一个主导帝国的历史机遇

一个政治假设是美国主导的旧帝国秩序依赖于四个主要权力支柱。它们是北美支柱，欧洲支柱，东亚支柱，和以色列支柱。在中国构建它的帝国结构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东亚支柱遭到冲击。美国首先要评估这一现实并制定最佳反应方案。中国已经行进到建设它的帝国结构的历史关口。关闭它的东方安全缺口事关它的帝国建设的速度与成否。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东亚，而且必然包含在东南亚地区，马六甲通道，和印度洋通道的安全。这两个守旧者与新进者之间的角逐主导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过程。然而俄罗斯并非无所作为。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第三者，在平衡欧洲的行动过程中获得重大的意外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