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英国人的新玩法将损害其长期利益

中国的统一行动，从军事规模上，是一场中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然而实质上，将成为本世纪最高等级的政治行动。它实质上宣告中国正式启动建设 G2，或者 G3，G4 体制的帝国体制。美国必须从独自拥有世界征税权的地位上退却。讨论中国的统一时机时，有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考虑。如果中国在 14 个小问题，都有比较有利的答案，那么在 2026 年采取行动是远远地优于2028 年或者 2029 年的。

帝国途径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解决基于经济，成本，正常利润收益，反哺民间，降低民怨，反外界掠夺，反秩序性压榨。没有建立权力骨骼（帝国外显框架）之前，任何“捷径”都是走不通走不远的。因为规则制定权在别人手中；最强大大资本力量不支持你（资本必须寄生于权力框架之下，政治与资本共生成为双头权威）；经济裁判权在别人手中。你努力 10 年，别人轻轻地一改规则就剥夺走你的利润。别人轻轻地一唆使，外人就掠夺走你的利益。外人轻轻地一挑拨，你旧日的朋友就对你开出高价。你想用金融治国，资本必将剥夺你的独立决断权。你想引入容易控制的外国零散资本，外国零散资本必将影响你的组织能力和国内稳定。你只用“内耗性成本培育帝国内核”，帝国内核无法长期发育，而且必将萎缩。没有“帝国外显框架”支撑“帝国内核”，帝国内核完全无法正常维持。

诸多消息确认美国与中国首脑将于2026年的5月中旬举行会晤。这是美国的一场关键性的战役的胜利。美国并没有投入过多的政治资源，仅仅基于一次首脑会晤的安排，便赢得了4年左右的战略休战期。由于这一次首脑会晤的政治环境准备，以及其后的政治效应，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至少被推迟到2029年甚至更往后。这至少为美国赢得了4年的关键性的恢复期。美国可以利用这一时间窗口恢复甚至加强美国的总体战争能力与总体国家竞争力。而中国则因此陷入战略被动。不排除中国可能永远失去成长为一个主导帝国的历史机遇

美国当前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截流美国税源。这造成“帝国的可靠税收”不能覆盖“帝国运转的必需成本”。这造成美国和欧洲普遍性地敌视中国，期待彻底地击败中国。然而使用对抗方案从国家层面彻底击败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预期。中国长期执行“摧毁性方案”的根本原因在于现行权力集团不分享给中国适当的经济定价权与经济裁判权。与中国合作建设新的帝国秩序是值得考虑的方案。这一方案的阻力主要来自情感性的社会阻力。它的支持因素在于数据性的理性因素。

一个政治假设是美国主导的旧帝国秩序依赖于四个主要权力支柱。它们是北美支柱，欧洲支柱，东亚支柱，和以色列支柱。在中国构建它的帝国结构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东亚支柱遭到冲击。美国首先要评估这一现实并制定最佳反应方案。中国已经行进到建设它的帝国结构的历史关口。关闭它的东方安全缺口事关它的帝国建设的速度与成否。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东亚，而且必然包含在东南亚地区，马六甲通道，和印度洋通道的安全。这两个守旧者与新进者之间的角逐主导了东亚新秩序的构建过程。然而俄罗斯并非无所作为。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第三者，在平衡欧洲的行动过程中获得重大的意外的收获。

一场战争已经事实上将俄罗斯划分进入“新兴的政治力量集团”。一条将俄罗斯从欧洲的发展进程中隔离出去的“政治隔离带”已经事实上地建立。欧洲建立这条隔离带不仅出于削弱俄罗斯的现实目标，而且期待这条隔离带能带来更多的历史收益。将这条隔离带移动到最有利于俄罗斯的国家长期利益的地理位置上，将是俄罗斯的长期的国家追求目标。这一目标可能需要 100 年来实现，也可能被加速实现。俄罗斯与中国存在长期的历史复杂性，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文化特征的巨大差异性。这些因素使这两个国家相互警惕相互掣肘并支付相应的现实成本和历史成本。但是这两个国家在下一个 100 年里的发展重心和扩张目标不会发生重大冲突，这是这两个国家能深入合作的历史窗口。促使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些背景，将是提升他们的合作水平，降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成本，加速“新兴政治力量集团”成长的基础。这是一件困难的但是有巨大价值的工作。在确保俄罗斯在有利位置上建立了国家安全边境后，寻求与欧洲的全面和解也是符合俄罗斯长期国家利益的方案。另外，尽管发生概率非常低微，但是美国寻求与俄罗斯合作以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也存在理论性的可能性。相对与中国的合作，俄罗斯与欧洲与美国的合作方案更契合俄罗斯人的文化潮流，哲学逻辑，身份政治，和交流习惯。